【编者按】本周推出三篇有关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章，首先第一篇文章“走出去”能否“反哺桑梓”：跨境研发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此篇文章的题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在研究内容上考虑了现有研究没有考虑的内生性问题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考虑严谨，值得学习。第二篇文章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现有研究对于环境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主要基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本篇文章从贸易不确定性的角度考虑，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并且本文还提出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篇文章人才政策”背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本篇文章在变量定义部分描述详细、角度新颖、思路开拓，值得学习。

推文信息1：徐晨，孙元欣.“走出去”能否“反哺桑梓”：跨境研发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J].南开管理评论：1-22[2021-06-21]

一、引言

跨境研发是指境内投资实体在境外地区投入研发资本并开展研发活动的投资行为。欧洲的跨国企业是跨境研发的先驱，最早的实践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根据国内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国企业的跨境研发实践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企业之所以选择跨境研发，主要是因为跨境研发被认为是解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一剂良药”。近年来，在“走出去”和“双创”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改变了过去将研发高度集中在国内的传统，纷纷选择“走出去”研发，并意识到全球研发布局的战略意义。以华为为例，自 1999 年至 2014 年，华为先后在印度、瑞典、美国、西班牙、芬兰等地建立了 16 个研发中心和 28 个联合创新中心，母公司的年度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 1999 年的 80 个大幅增至2014 年的 3006 个，年均增长率高达 27.35 %。不同于华为，如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尚处于跨境研发的起步摸索和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发的规模强度和地域广度不断提升，规模强度为平均每家企业拥有 2.3 家境外研发机构，地域广度为平均每家企业在 1.93 个境外国家或地区从事研发活动。这一数字与华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预示着中国企业的跨境研发之路任重而道远，仍有继续扩张的空间。

根据以上背景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跨境研发能否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跨境研发的作用是积极的，那么究竟该无限地扩张还是有限扩张？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强度和广度水平能使创新产出最大化？第二，高管背景特征是否在跨境研发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开展跨境研发的母国企业应当选择具有哪些特质的高管？第三，跨境研发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二、相关文献与理论假设

（一）跨境研发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1.跨境研发虚拟变量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跨境研发有利于发挥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帮助母国企业获取异质性内隐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但知识溢出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者与输出源的地理相近度。跨境研发缩短了技术传递的知识距离，并且可以与当地的科研人员面对面互动交流，寻觅一些内隐知识，提高了母国企业的技术知识储备，而母国企业通过吸收内化并将之与现有技术知识整合再开发，进一步提升了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其次，跨境研发有助于突破技术封锁。跨境研发能够帮助母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科学发现、技术人才和资产，对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也大有裨益。因此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跨境研发能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 跨境研发规模强度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强度指境外研发机构的数量，反映了企业跨境研发的规模。就跨境研发强度而言，其促进作用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研发强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获取的渠道增多，快速增加母国企业的知识储备。研发强度越高预示着企业在跨境研发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跨境研发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问题和障碍有一定的预判，甚至在企业内部已经开发了一套应对各类问题的详尽指南，这些都有助于企业趋利避害提升创新绩效。但当境外研发机构的数量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主要表现为降低知识传递的效率和增加各类成本。因此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也不利于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然而，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境研发仍处于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表现为境外研发机构的数量还十分有限，尚未达到门槛值。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跨境研发规模强度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正向关系

3.跨境研发地域广度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地域广度指跨境研发涉及的东道国和地区的数量和分布，反映了企业跨境研发的地理分散性或范围。随着跨境研发地域广度的扩大，跨国企业将嵌入于不同的知识网络之中，探索新知识的机会增多，所接触到的技术知识具有更显著的异质性、互补性和多样性，相应地，知识冗余和重叠的几率则大幅减少，故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但随着地域分布愈趋分散，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会产生巨大的协调和沟通成本，与此同时，地域广度的扩张也使得母公司面临更多来自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会产生庞大的管理支出，增加企业的负担，降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然而，与跨境研发强度的讨论类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跨境研发的东道国或地区的数量有限，地域广度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效益一般大于负向效益。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跨境研发地域广度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正向关系

（二）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作用

1. 高管境外经历的调节作用

高管任职和留学的境外目的地与跨境研发的东道国或地区相匹配时才能更加的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因为相比非匹配的境外经历，匹配型境外经历意味着高管对目的地法律和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熟知当地技术知识特点及市场需求等相关信息，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些优势不但可以帮助母国企业缓解文化冲突，增强外部合法性，降低应对陌生环境的不确定性所支出的管理成本，也可以提高技术知识的吸收效率，降低技术知识的搜寻成本，进而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组织研发氛围并提高跨境研发效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当高管的境外经历与跨境研发所在地相匹配时，会增强跨境研发对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

2. 高管任期的调节作用

高管任期与风险偏好紧密相关，任期越长越倾向风险厌恶，不利于跨境研发及其绩效的提升。高管所面临的风险包括心理风险和有形风险。心理风险的相关研究认为，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受制于认知刚性和保守心态越容易出现风险规避和安于现状的倾向，不愿推行战略变革，对于通过跨境研发等方式探索新技术知识的欲望也随之减弱。有形风险的相关研究认为，管理者长期任职一方面表明其能力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此时对高管而言“保守疗法”可能是最稳妥和最优的选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高管的平均任期越长，跨境研发对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弱

三、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 2007~2014 年中国 A 股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跨境研发与母国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被解释变量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用专利授权数和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解释变量跨境研发采用虚拟变量；跨境研发规模的强度用境外研发机构的数量和境外研发支出的占比衡量；跨境研发地域广度，基于地理距离的测度方法。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跨境研发能够显著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而言，跨境研发规模强度和地域广度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正向关系。第二，当高管境外经历与研发地相匹配时，跨境研发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强；高管任期越长，跨境研发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弱。第三，探索型技术获取和利用型市场开拓过程中所积累的研发经验是跨境研发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

推文信息2：魏明海，刘秀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1-23[2021-06-22]

一、引言

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总额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等贸易摩擦事件频发。截至 2019 年，我国已连续 24 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事件的频发明显地增加了行业内其他尚未遭遇贸易摩擦的企业其所处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宣扬和实施激进的反全球化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得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主要研究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创新的视角，原因在于：如何以创新驱动和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突破贸易摩擦困境，构建对外贸易新格局，在我国受到高度关注，也成为社会和媒体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兴事件”和 “华为事件”凸现了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则唤起了我国科技企业的忧患意识。OPPO 等在“华为事件”发生后加快设立芯片部门，比亚迪在 2020 年也完成对半导体产业的内部重组，通过建立独立的资本市场平台和市场化激励机制加快半导体的研发创新。因此，研究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助于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理论上，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正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

1. 负向影响：抑制效应

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所面临诸多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上升也可能会给企业投资行为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的贸易体量以及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事件频发，给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陷入被动境地的概率。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为例，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应诉经验以及国外某些国家采取的歧视性政策等原因，一旦企业成为被调查对象，多数要面对败诉的困境，而败诉的后果将是企业被迫承受高额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处罚，而这些处罚措施将急剧增加我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压缩企业出口规模、产品利润以及海外市场份额。由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发生困境和丧失市场份额的概率，因此借鉴实物期权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有可能选择暂缓投资以应对由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引起的投资风险。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

2. 正向影响：倒逼效应

我国出口贸易虽然在体量上具有优势，但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有的学者认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是造成我国企业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科技水平不足、产品附加值较低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的普遍问题，因此一旦某一企业发生贸易摩擦，将大大提高行业内其他企业被处罚的概率，从而引起行业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既然创新不足是导致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应对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公司就有可能会增加创新投资，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提升产品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以此降低企业遭遇贸易摩擦的概率以及增强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如开辟新的销售市场等）。由此，本文提出与 H1a 相对立的一个竞争性假设：

H1b：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倒逼企业进行创新。 

三、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为检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本文采用行业内发生的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事件作为外生冲击来衡量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行业内尚未遭遇贸易摩擦事件的企业其创新行为的因果效应。由于本文所研究

的公司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时间存在先后差异，因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回归后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企业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越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均有显著增加，说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倒逼效应。更进一步，随着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增加以及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越严重，企业越有意愿增强自主创新。最后，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发现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当其创新意愿增加时，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创新，所以公司创新越强；随着公司出口特征的不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推文信息3：刘春林，田玲.人才政策“背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03)：156-173.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愿景目标，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旨在促进创新的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政策、专利政策等。大量文献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上述政策能够给产业和区域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反应，并不能实质性促进企业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否面临同样的挑战？人才政策不同于产业规划、研发补贴等其他政策工具。如果说其他政策工具更多聚焦的是“产业”或者“项目”，那么人才政策则直接针对了“人”，而人才则是企业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罗勇根等，2019）。自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来，各级政府把人才强国战略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强调应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但是，中国的人才政策能否驱动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学术界对此并未进行过系统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演绎

人才政策信号有利于企业接近政府资源，促进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支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政府在创新导向的重要引领作用，在实践中，政府常常会通过资源的直接配置来支持企业创新（余明桂等，2016；权小锋等，2020）。本文认为，受到人才政策支持的企业更能够得到政府的青睐。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受到人才政策支持意味着其创新具有差别化的智力基础，有能力保质保量地完成既定的项目任务和目标，政府继续在创新经费上给予企业支持也顺理成章，可以获得预期成效。 另一方面，企业获得政府人才支持，可以被视为积极响应政策导向，是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体现，这种关系互动可以增强政府对企业的信任，将创新资源进一步投入到这些企业，可以有效降低政府在事前考察、事中监督、事后考核的成本。因此，基于对人才政策企业的信任以及能力的肯定，政府相信支持这类企业的创新，可以降低创新政策失败的风险。这意味着，人才政策支持可以通过嫁接政府资源促进企业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1：人才政策支持有利于企业获取政府资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人才政策支持信号能够从能力和信任两方面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一方面，人才政策支持是对企业能力的一种肯定。 政府通常会综合企业技术能力对人才项目进行评判和筛选，只有人才资源相对丰富的企业才能得到政府资助。这意味着，人才政策支持向外界展示了企业具有较强的人才优势，而人才优势作为企业核心能力的最重要来源，能够有效保障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这向供应商传递了公司是有实力的信号，因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商对公司偿还能力的顾虑。另一方面，政府人才支持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下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提高供应商对企业的信任。这是因为，政府人才支持计划本质上是政府把人才资金托付给企业，反映出政府对相关企业的信任，这种信任通过信号传递会影响到企业的供应商，从而使供应商对企业债务的偿还意愿形成更稳定的预期。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才政策支持信号向供应商展示了公司不仅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值得信任的，因此，这有利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

假说 2：人才政策支持有利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三、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本文以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才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才政策支持提高了企业的发明专利，但并未引发非发明专利数量更高比例的增加，这说明人才政策不同于现有的经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并未导致企业的策略性反应。从机制上看，人才政策的信号作用有利于企业介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资源，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政策对中小企业和处于环境制度较低、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区域的企业创新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