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积极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文信息1：徐经长，何乐伟，杨俊华.创新是公司并购的驱动因素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20,(12):29—4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中国公司创新投入不断增加，截至2016 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中国企业在培育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不断通过并购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并购确实是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是又是什么内在因素驱动着企业进行并购呢? 企业是不是只有在具备了一定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才去参与并购? 企业自身创新水平的特点又是否会影响其在并购中的角色和地位呢? 以上问题值得身处并购浪潮中的企业深思。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基于中国情境考察企业创新如何影响并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分析与假设：

近年来，“双创”的催化以及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和重视，核心技术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这一方面会使有意向被收购的企业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使自己在并购市场上是有吸引力的 “猎物”。另一方面，主并企业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被并企业的技术，也需要自身具备一定的基础。就主并方而言，只有当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创新成果，具备了吸收消化的能力，才有精力去寻找市场上能为自己锦上添花的企业，因此公司更加重视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从而保持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更好地吸收和整合外部创新资源。但是，从并购标的的选择上，近年来有不少企业在购买了被并企业的技术之后才发现所获取的技术其实已经过时或者对自身创新水平的提升帮助有限。被并企业可能面临着经营业绩下滑或者资金短缺的困境，这类企业提高自身研发支出的动机只是为了包装自己是一家注重研发的企业却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产出，因此虽然积极地进行创新投入，但创新产出较低。

此外，从主并方的角度，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可能选择不同的方式。当大公司意识到自身在与小公司的创新竞赛处于劣势时，会降低公司自身研发支出转而并购创新投入较高的小公司。虽然在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影响下，公司为了追赶国际领先水平，在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的同时大量并购外部创新资源。但是这种“两手抓”的方式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过渡手段，并不可持续。因此，主并方在寻求并购外部创新资源时，将倾向于放缓自身创新投入。相对而言，标的方一般处于信息的被动地位，因此在获得潜在的收购意向前，短期内其不会主动改变创新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两个假设：

H1: 创新投入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加入到并购浪潮中来。但创新产出较高的企业倾向于成为主并方，而创新产出较低的企业倾向于成为被并方。

H2: 创新增长率越低的公司越倾向于成为主并方；创新增长率与标的方不相关。

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第一，本文比较了并购参与方(主并方和标的方) 和控制组样本主要变量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第二，本文进行多元回归探究公司创新活动对公司是否成为主并方的影响以及分析公司创新活动对公司是否成为标的方的影响。第三，本文在加入了专利申请数的增长量和研发支出增长率，考察创新活动增长对公司并购的影响。第四，本文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为了检验创新作为并购的驱动因素之一，是否广泛存在于企业并购而不单单是技术并购中，本文将并购事件划分为技术并购和非技术并购，直接考察创新对技术并购和非技术并购的影响。其次，分析并购事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此部分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并购活动对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即比较并购成功的公司相对于并购失败的公司在并购前后创新产出是否具有明显差异。

本文研究结论发现，专利申请数量越多、研发支出越多的公司更加倾向于成为主并方；而专利申请数量越少、研发支出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成为标的方，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动机通过并购寻求创新资源。同时，主并方的研发支出增长率相对下降，表明上市公司在谋求通过并购寻求外部创新时会逐渐放缓自身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技术并购还是非技术并购，创新水平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成为主并方，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发现，相对于未能成功完成并购的公司而言，成功完成并购的公司在并购完成一年后专利产出大幅提升，表明公司谋求技术的并购确实能够提高创新产出。

推文信息2：段军山，庄旭东.金融投资行为与企业技术创新——动机分析与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55—173.

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新时代，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技术创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释放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尤为重要。然而，中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当前具有超额利润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更多的实体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参与企业对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缺乏主动。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问题备受关注，已不容忽视。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防止“脱实向虚”，壮大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深入探讨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机制，进一步梳理中国企业金融投资的行为动机，有助于从政府引导和企业实践层面缓解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理论分析与假设：

第一，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既可能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又可能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

一方面，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可能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首先，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相当于一个资金“蓄水池”，有助于应对漫长的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能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也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的持续性，进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其次，相比于实体经济部门，金融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远远超过实体投资的收益率，且中国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使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会选择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其认为金融投资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使得企业有能力进行创新活动，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最后，金融投资具有业绩改善功能，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企业信用等级，使得企业更容易进行融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获取，间接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改善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另一方面，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可能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首先，非金融企业会选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金融以及房地产投资，越来越多的资金退出了主业经营，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资源。其次，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化也具有一定的失败风险，由于企业管理者的报酬与业绩相关，管理者会选择收益更高的短期金融投资取代周期长的技术创新投入，这会更加促使管理者偏好金融投资，排斥企业原本实体主业的资源投入，进而减少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第二，不同企业选择进行金融投资可能出自不同的行为动机，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相关影响程度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从技术创新依赖程度看，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行为动机，进而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依赖程度越高，其研究开发相关投入越多、研究开发人员比重越大，其创新投入更多时候是一种刚需。此外，对于技术创新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企业技术创新是其发展的主体，企业的发展策略可能较少会去选择侵占相关资源进行金融投资逐利，其往往更加专注于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依赖程度较低的企业，其金融投资行为可能更多时候是一种投机逐利手段，更多地是受到收益率差的驱动。

从企业股权性质角度看，不同性质的企业也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投资动机差异，进而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差别影响。国有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融资优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裕的资金，在金融资产回报率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基于资本投机逐利动机去进行金融投资，进而挤占更多的创新资源。而且，国有企业可能会存在预算软约束与机会主义风气，其往往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研发效率较低，进而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当前所处的金融抑制环境会带来不小的融资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融资环境可能会有所恶化，其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且非国有企业的主营投资风险一般要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流动性风险考虑，非国有企业更可能会以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持有金融资产。

第三，本文认为企业金融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资金蓄水池效应、短期财富效应与资源挤占效应，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别通过这三个渠道得以实现。从资金蓄水池效应的维度看，企业金融投资是一种流动性储备行为与风险平滑手段。从短期财富效应的维度看，企业金融投资是一种管理者短视行为与投机逐利手段。从资源挤占效应的维度看，企业金融投资是一种创新资源侵占行为与投资替代手段。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设 1A ：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具有正效应。

假设 1B ：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具有负效应。

假设2：企业倾向投机逐利动机与倾向风险平滑动机的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假设3：企业金融投资通过资金蓄水池效应、短期财富效应和资源挤占效应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

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第一，本文进行了基准回归，以探讨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影响。第二，为了探讨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根据技术依赖程度和企业股权性质进行分组。第三，本文认为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通过资金蓄水池效应、短期财富效应与资源挤占效应这三个途径进行传导，故本文基于上述三种效应进行机制检验。本文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均具有负效应。在分样本讨论后发现，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依旧具有负效应，且企业倾向投机逐利动机的金融投资行为与倾向风险平滑动机的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进一步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资金蓄水池效应、短期财富效应在企业金融投资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资源挤占效应在企业金融投资与技术创新产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推文信息3：张栋，胡文龙，毛新述.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4):156—17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微观视角看，对于决定公司成败的创新而言，企业家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前已有相关研究更多关注董事长和总经理（CEO）等高管是否具有研发背景，对同样可能影响公司创新的其他高管，典型如首席技术官（CTO）等缺乏必要关注。然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职业背景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上市公司中拥有研发背景的CEO数量并不多，仅占全部样本约 4.16% 。因此，一个被忽略已久的问题是：到底是研发背景高管可以促进公司创新，还是仅“有权力的研发背景高管”才能促进公司创新？同样具备研发背景的高管，其权力大小是否以及如何对公司创新产生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

第一，有关高管权力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存在3种测量高管权力的方法，分别是权力的主观测度方法、权力的客观测度方法以及用薪酬来反映高管的权力大小。虽然上述 3 种测量高管权力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在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和职位甚至出现“倒挂”的情况，因此，以高管薪酬作为权力的替代测度并不合理；主观的权力测度方法由于操作成本问题，不适合用于做大样本的分析。Ke et al.认为，将政治权力、资历权力、性别权力纳入权力的客观测量方法中，与原有四方面权力一起建立一个基于 7 个维度综合计算的高管权力得分用来测度中国企业高管的权力更为合理，同时，其进一步提出了以高管排名作为高管权力测度变量的观点，并实证检验了这一测度变量在中国市场环境下运用的合理性。这一研究成果使得在中国环境下研究高管权力对组织产出的影响变得简便易行。

第二，高管团队的内部权力分布并不均匀，这意味着高管团队中各成员之间话语权是不同的，拥有更高权力的高管，更有可能对公司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的特征，因此公司管理层在面临研发活动相关决策时可能更为谨慎，高管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可能更大，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如果在团队中排名靠后，权力水平较低，则影响其他高管甚至主导其他高管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也较差；同时，低权力导致的话语权不足可能会挫伤研发背景高管参与公司管理的积极性，在面对影响公司长期利益的创新活动决策时建言献策不足，从而对公司创新投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当具备研发背景的公司高管拥有更大权力时，其不仅可以凭借自身掌握专业技能指导公司创新活动的具体实践，还可以凭借权力带来更多渠道信息引导公司创新活动的方向，利用权力调动更多资源推动创新活动的进展，从而降低公司创新失败的风险；再者，当公司研发活动面临科研难题时，高权力的研发背景高管更可能因受到足够的激励而降低创新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愿意付出更多努力，最终促进公司创新产出。

第四，高新技术企业往往更加重视创新，对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也更多，但是，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却不一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这是因为，非高新技术企业在整体上创新能力不足，或者不如高新技术企业更重视创新，此时研发背景高管的权力增大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更能得到凸显；而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普遍重视创新的环境有可能会“遮盖”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研发背景高管与公司创新之间关系受到其在高管团队中相对权力的影响。

假说 2 ：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在整个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越能促进公司创新投入。

假说 3 ：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在整个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越能促进公司创新产出。

假说4：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公司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间存在差异。

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第一，本文进行基准回归，以探究高管团队中存在研发背景高管是否可以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且研发背景高管权力的大小是否也显著影响公司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第二，本文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在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差异。第三，本文进行机制检验，由于研发背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对公司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此处想要探究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渠道来起作用呢。本文主要结论认为，高管团队组成和高管团队构成都可以对公司决策造成影响，高管团队中存在研发背景高管的公司，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水平更高。进一步发现，研发背景高管的权力对公司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相比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研发背景高管更能促进公司创新产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背景高管的权力不仅能够促进财务资本形式的公司创新投入，还通过发挥“人事权”作用，提高公司研发人员占比，最终促进公司创新产出。